第1章 敦煌生命（1/2）

一

敦煌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这是明代修撰的《沙州卫志》中描述的敦煌。

过了黄河往西，北边是难以穿越的茫茫荒漠，南边是挺耸寒冷的高山冰原，中间是狭长的廊道河西走廊。顺着河西走廊一直西行，除了戈壁就是沙漠，一片荒凉。

看见沙漠、悬崖、峭壁，我们都会望而生畏。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一切都是造化的安排，全长将近一千公里的祁连山脉上的皑皑冰雪融入地下，潜到山前低地露出形成泉水，流入低洼地带形成沼泽湖泊。南北两侧山脉融化的雪水，在本是死寂的荒漠中，给西行的行客留下了生命的绿洲。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把这一带称为“亚洲的心脏”。

根据“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国必依山川”、“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等原则和制度，人们建起了县城，敦煌就是其中的一座。

出了嘉峪关，往西行走到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路两旁宽阔荒凉，望不见前路，看不到归途。一种莫名的绝望袭来时，突然看见了人烟，兴奋滴一叠连声喊着：“敦煌！敦煌！”

可惜，这只是我的想象。

一直想去拜访敦煌，只是我觉得还不到时候，如果我像普通人一样带着愉悦的心情纯粹游览，我肯定会失望而归的，我不懂佛，不懂艺术。看着那些脱落的壁画，那些柔韧的绢帛，那些残破的经卷，如果不懂其中的价值，不如不看。

敦煌，一个西部沙洲的小县城，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奇妙的自然地理现象感动了很人。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一个一路风尘的沙门中人，云游到这里，开凿了第一座石窟。从此，三危胜境成了佛门圣地。

莫高窟，是一个跨度很长的时间性、多领域、地域性的浩大工程。它的地下，除了古代画工们无量度的才情之外，还有无数高僧修行和苦度的遗骨。

我一直以为，敦煌，代表佛，代表至高无上的宗教圣地。一定会香烟缭绕，僧侣成群。墙壁上都是唐及以后的壁画，耳边回响的是郎朗佛经。即使是不信佛的人，来到这里，也会禁不住要俯首叩拜。难怪，胡适说：“藏经洞是一座和尚博物馆”。

明朝，关闭嘉峪关后，敦煌地区居民内迁，莫高窟很长一段时间落魄萧条。今天去看敦煌，它一定不会只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的沉淀，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看敦煌，还不到时候。

二

第一次知道“敦煌”这两个字，是看了余秋雨写的莫高窟和道士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莫高窟里的那几句：“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至于道士塔，我认为，作者带有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对王圆箓的描写和评价也不客观。比如，“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通篇读完全文的第一感觉就是：作者很愤恨，王圆箓是历史的罪人！

虽然很多人都写过或者是看过斯坦因和王圆箓之间的故事，但我还想写一次。

关于王圆箓，有他的一篇墓志铭。他来自湖北农村，因为家乡饥荒，**岁就来到了西北，在军营呆过，后来经历磨难，出家当了道士。历史上这样普通的一个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和斯坦因之间的交易，历史不会记住这个不识字道士的。

他个头不高，浓浓的眉毛，发现藏经洞的时候五十来岁。“他是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地紧张和害怕，脸上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这估计是斯坦因对王圆箓的评价。敦煌当地人对他的评价是：很节俭，很辛苦，一年到头都只见他在四处云游化缘。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可能是王圆箓的心肠不错，

至于藏经洞的发现有些神秘。“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王圆箓给慈禧太后写了信，但是藏经洞并没有得到保护，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慈禧无暇顾及，即使顾及上了，恐怕弄不清楚藏经洞的价值和意义吧。

看了央视拍的纪录片《敦煌》，才知道在敦煌，王圆箓的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雇了一个人，在某间甬道内写经，这个人休息时，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芨芨草深入到墙缝中，这个人小心敲打着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润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发现了藏经洞，并没有给王圆箓他们带来好处。那些宗教的经典，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官方和私人的文书，户口，账本等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人们普遍的见字而敬，见书而畏。这些东西珍贵是珍贵，到了王圆箓的手里，他不知道能拿来做些什么，或者，这和王圆箓自身不识字有关。

他决定，挑选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包括当时敦煌县长汪宗瀚。大概是为了换点钱生活，这样就用不着四处化缘。可惜，没有人对他送的这些“奇怪”的经书感兴趣。那个曾经是王圆箓当兵时的上司，驻扎在酒泉的满族官员廷栋，看了经书，觉得这些写经的书法还没有自己的好啊。

县长汪宗瀚送了一批给负责全省考试工作的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位进士出身的官员隐约感觉到这批经书的价值，建议甘肃蕃台把藏经洞里的东西送到省府兰州保存，换来蕃台衙门的回应是：“没有经费！”

酒泉距离藏经洞大概三百公里，今天坐火车过去两三个小时，而敦煌距离藏经洞不过二十公里，如果学政叶昌炽或县长汪宗瀚亲自去看一眼藏经洞，就没斯坦因什么事儿了。

如果，如果，哪有这么多如果。真去看了，又能都救活那些经卷？

自发现藏经洞七八年以来，这堆“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了什么好运。不仅没带来什么，甘肃蕃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代为看管，至于看管的经费，一分钱也没出。

王道士这七八年来不是什么都没做，他清理长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领部下四处奔走，一面化缘，一面劝募，寻求布施；劝募来的钱，一些用于生活，养活僧众，一些用于抢救修复坍塌的洞窟和塑像。和那些忙于修复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热血之士比，忙于应付外来铁骑战火的将帅士卒比，忙于呈递滔滔奏折的王公大臣比，王道士能做的，不是毫无意义的，已经不少了。

或许，他的方式有些“唐突”，有些“自我遐想”。如余秋雨写的；“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但请想一想，七八年来水的侵蚀，有的壁画一定会逐渐衰老变质乃至死亡。

敦煌因水而生，有一天也会因水而死，这大概是一种宿命。

三

斯坦因，来敦煌时持有护照，职位是英国大臣，一个爱冒险的探险家。他自己写下的墓志铭：“马克·奥利尔·斯坦因，通过极为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拓展了知识领域。”对于敦煌之行，只字未提。

在1900年时开始在中国新疆进行第一次考察，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和当时中国的官员打交道变得老练起来。

1907年，斯坦因带着驼队，带着空空的大木箱，带着一个曾在新疆各地为多名文武官员做师爷的蒋孝琬，来到了敦煌。与王道士进行着一个根本就不公平的交易。现在还有人讲他们之间的敦煌文物交易纯粹是个人之间的试探，磨合，协商。是一场单个人对单个人的交易，不存在帝国主义，也不存在欺骗。扪心自问，这，也算得上公平？

斯坦因来的时候，敦煌县的农民们正进行着抗缴采买粮的运动，加上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局势不稳定，敦煌县的官员们着手处理官民之间的矛盾，“无暇顾及”文物的保护工作，所以，即使王道士和外国人进行交易，“山高皇帝远”的，将文物运出甘肃也没人管了。机警狡猾的斯坦因看中了这点，开始对王道士进行骗购。

王道士个人有宗教情感，“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售卖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一个道士为什么会来看管一个佛教的圣地，这其中的原因，肯定是相当深刻的。不光是过去，今天我们就没有“道士”来看管“佛教”的事吗？

王道士第一次见到大人物，但是斯坦因并没有因此进入藏经洞。他们两人还经常吵架，斯坦因向王道士描述自己沿着玄奘西行的足迹穿越沙漠的时候，王道士就变得兴奋。斯坦因抓住王道士强烈的宗教情感。告诉王道士，我呢，你看啊，玄奘是去印度取经的，我是从印度来的，我是玄奘的信徒，他的在天之灵也把这些经书托付给我，要我把它们重新带回印度。

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破处了这道防线，王道士带领着斯坦因沿着石窟甬道进入密室。

“随我来。”持烛的王道士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