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视死如归（2/2）
大主意已定，我悄悄地开始盘算，选择最佳时机，以图取得最佳效果，包括对个人要干脆利索，确保一次成功，不要不死不活。对邻居（主要是楼下十七户人家）影响不大，最多也就影响下面三四户人家的晾衣架中的一二个，以及底楼的天井、草地和围墙，行人是不会走到小区围墙里来的，不必忧虑。主要考虑的是对家庭不好交待，但没办法，只求缓和一些，选个相对合适的时机，尽可能制造一个意外坠楼的假象，再让家人倒霉一次，又遇上一次意外事故......
想到这里问题来了,要不要留遗书？本想留几句，主要是解释一下动机：自己不想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以减轻老婆和女儿rì后的负担，让她们想开些。可是只要留下只字片语，就等于宣告自杀。一旦被定为自杀，问题就复杂了，个人问题会演变为社会问题，何况社会上就有一些人惯于倒推思维，说不定有人还会扣帽子，比如说自杀就意味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由此而推导出这个人有问题，而且很可能是大问题，要不为什么会自杀？这种可能xìng，我不得不防，这使我想起了*期间的一段莫名其妙的经历。
一九六九年秋末冬初，我已经被“光荣批准”四个面向、下放插队黑龙江，列入第二批出发的行列。出发前，我们这个小组被派到闸北区北站街道知青办协助工作。所以，这段期间，我们主要就在闸北区活动，经常要下学校里弄去。一次，我们经过天目路被堵，行走不得，一问才知遇上临时交通管制，原来是全市xìng的公审大会结束，一批被判死刑的死刑犯被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押赴刑场去执行枪决。车队浩浩荡荡，摩托车队开路，宣传广播车高音喇叭震耳，押解犯人的大卡车有十几辆，还有吉普和小车穿插往返......路人行走不得，就挤在路边看热闹，我也跻身于其中。
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枪毙鬼”的模样可想而知，一个个五花大绑，胸前挂着被打这大红叉的牌子，两边还有壮汉背手、揪发、昂面示众，其脸sè没有一个好看的。我看到其中一个嘴角挂着一条长长粘连的血丝，随风飘溢，只觉得一阵恶心，不由得晕倒在地。
待我苏醒过来，我已经躺在附近的妇产科医院急诊室的长椅上。原来是与我同行的人见我晕倒就急匆匆地把我送到路边上的一家医院，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妇产科医院。我躺在在急诊间的长椅上躺了，医生说我是脑贫血，让我喝了一杯红糖水，躺一会儿就好了。此事很快传到我公司去了，说我进过妇产科医院，被单位一些老同事们传为笑谈，仅此倒也罢了，笑料可以一笑了之，不必当真。可谁料还真有人把此事当真，而且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怀疑我是否与这批被公审的对象有什么瓜葛？真是天晓得！
我自己对此毫无知觉，自己根本不知道也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只是有脑贫血的毛病，偏巧在这时发病晕倒，谁知道有人会大做文章。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机密。一位当时接触过机要的造反派同事事后向我透露，当时工宣队为此进行了秘密的内查外调，查我与其中的犯人有什么瓜葛。此事也许和rì后军宣队认定我有重大现行嫌疑有关，怪不得半年后我到黑龙江的来信被军宣队抓“现行”（反革命）嫌疑，大做文章，等我隔年回来探亲就办专题学习办，被莫名其妙地审查半年，至今还不给个明确的结论，因为毕竟嫌疑是嫌疑，没有正当理由而又说不出口，不登大雅之堂，当然不可能给个什么明确的结论。
真是世事难料，不得不防。政治包袱背不起，老婆从年轻时就背上一个时代（天赐）的政治包袱，搞得一辈子不得翻身。政治嫌疑更可怕，帽子悬在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会砸下来，而且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不知所以，莫知莫觉，这比定xìng有结论的罪名更玄乎，更可怕。对自己而言，我自己反正一了百了，顾不上也无所谓了，可这个黑锅一旦背上，死后也不得安宁。我可不能给家人背黑锅，特别是不能给我未成年的女儿留下任何隐患。难啊，真是难。活也难，死也难。
遗言不留吧，后事还没有个交代，自己也于心不安，也许会死不瞑目。思来想去，料理后事才是当务之急。我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并暗自实施而不露痕迹。
家中事务说简单很简单，因为我没有财产纠葛，一是我既没有什么个人财产，也没有外债往来，二是自己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不存在遗产分割的麻烦。孩子和二位老人只有拜托老婆尽心了，我相信她会的，只是辛苦她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也只能发狠心——死人不管了。
最困难、也最使我烦心的是如何做好家属工作，既不能露出破绽，让她们察觉，又要让她们心理上有足够的准备，尽量减少她们的痛苦。这事难就难在不能挑明了说，我只能以委婉地以几种假设的可能去试探。
我先做老婆工作，趁她忙完家务，抽空陪我的时候，冷静地与她分析我的未来，列出今后的几种可能。先说好的，虚晃一枪，再用假设的口吻说，如果我不行了，为了孩子也要节哀，不要影响孩子心灵，要以身作则带好孩子，做好孩子的工作，乐观地面向未来，克服困难，迎接新生活。她不许我胡思乱想，要我安心养伤。我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当然希望能够康复，谁不想好？她信了。可我心里明白，对我而言，身体恢复以往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能维持现状略有改善就上上大吉了。
同女儿怎么开口？我一直在默默地寻找机会，制造话题。
学校放暑假，女儿除了返校活动外，那儿也不去，整天在家帮妈妈陪伴照应我。为了让我好好休息，她连电视也不开，整rì看书，还不时过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事情让她做。她会帮我弄午餐，下面条已经算是熟手了。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都是喝药酒，吃面条，她也可以帮我弄。长此以往，我嘴上不说，心里内疚。以往放暑假，我总要抽空带她去游几次泳，调剂一下她的暑假生活。现在我非但不能陪她出去散三心，反而把她整rì拖在家中，还要帮我弄午饭。我说了多次，让她与同学、小朋友一起去玩玩，看电影，游泳都可以，说了多次，她最多也就和邻居家的同龄小朋友聊聊天，有时二个邻居家的小朋友也到我家来找她玩会儿。
我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同她直接了当地明说，而必须不露声sè，采取潜移默化的手法，使她思想上有所准备，jīng神上增加抗压力，增强承受力。
我在轻松的气氛下，以老爸的口吻和家长的身份，对她的成长，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处理社会关系谈起，强调人生的道路必须靠自己，靠实践，靠努力去奋斗，不要轻信更不要依赖任何人，包括我，连老子也不一定靠得住。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我和女儿探讨人生，她也颇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谈得很融洽，很自然。我们甚至不用回避生死的议题，我说没有人会长生不老，老爸早晚会死的。她基本认同我的观点，不象她妈那么敏感。这样的谈话，她乐意，我也满意。
我相信我的女儿，自小我就培养她的自主自立。我可以夸张地说一句，生她是母，养育是父。
自我成年以后，我的体重一贯是基本稳定，很少波动，上下也就一/二斤的范围之内。
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明显减磅是到黑龙江后的第一年，体重一下就掉了十来斤。
第二次减磅就是老婆坐月子，她生孩子，我体重降了。当爸爸也挺累的，我白天上班，回家除了平rì家务外，还要照顾老婆孩子，早上买菜买豆浆，晚上洗尿布，调nǎi粉给孩子喂nǎi。这孩子小时候有一个怪习惯，对母rǔ可有可无，她的断nǎi很简单，一天没吃母rǔ也没闹，不吃就不吃了，就这么就断nǎi了。她习惯于含着nǎi瓶睡觉，边睡边嘬能喝掉半瓶到一瓶nǎi。相反，在她醒着的时候就不肯好好喝，往往喝两口就肯不喝了。对她的这个习惯，她妈和外婆都没有办法。我发现入睡时能稀里糊涂地喝不少，于是晚上喂nǎi也成了我的专利，我能让孩子喝饱睡好。老婆月子做好了，我的体重骤降七八斤，与我女儿的体重查不多，难怪在公司上班时每天午休时常为我在沙发上留一席之位的老张同我开玩笑说，女儿不是我老婆生的，而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
第三次减磅就是被劫受伤，两个礼拜体重掉了十来斤肉。
我们父女闲聊人生，气氛轻松，内涵深刻。女儿似乎明白了人早晚总是会死的，也知道自己的道路自己走，同意我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正在我考虑后事，胡思乱想的时段，一个电话打乱了我的思绪。
电话是小姚从乡下打来的，自从我受伤躺倒以后，她就没有了方向，因为我到深圳时是单枪匹马，虽是公派外出却是独自闯荡，没有自己的公司，没有经费，，自负盈亏、dú lì核算，完全是个光杆司令，用不起人，只好自费用了一个个体小裁缝。小姚就是我在上海准备外派时由我老婆请到家里来做衣服的上门裁缝，结识后彼此印象不错，我到深圳就带她一起去，她作为在沪既没有户口又没有工作的无业人员自然乐意跟我走。可天有不测风云，我倒了，她也完了。
电话是她在家乡打来的，问我的近况，我老婆接的电话。她们说了一通后，老婆拿着话筒问我：“小姚的电话，接不接？”
我接过电话，说我看来不行了，本想让她继续自找出路、另谋生计。可她却也想到死,说她哭了几天，觉得没意思，准备上街卖老鼠药......这可把我吓了一跳。
我自己正在默默地考虑自己的后路，可她却准备要死，这给我一下猛击，使我产生了深深的犯罪感——我害了她。不行，她不能死。一旦她死了，我的心灵永世不得安宁。她不能死，连死的念头都是可怕的。她才二十几岁的青chūn年华，这个想法也不能想，我在电话里不由失声哭告她不能动这种脑筋，要她坚强，违心地说我会好的，简直是强颜欢笑，伤心哪！
我这个人欠不得人情，如果自己觉得欠了人家的人情，就心心挂念，人情不还就睡不好觉。
我现在还不能死，我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