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刻艺术简介(可不看)二（1/2）

唐代走向衰亡以后,两宋时期的北宋，设都那南开封（960—1127），南宋迁都浙江杭州（1127—1279）。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全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开国之初，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商业、手工业等经济较为繁荣，著名的《清明上和图》就描写了当时边河两岸的生活景象。雕塑艺术的功用更加宽泛，不仅用于宗教、陵墓、明器，还深入到rì常家居生活当中，比如以浮雕山水来替代壁画风景，一时间颇为盛行。北宋的绝大多数习俗都沿袭唐制，尤其是帝王陵墓形式，几乎万全依照唐代乾陵。宋代八帝当中的六位都葬于洛阳附近，徽宗和钦宗最窝囊，被金人擒为俘虏，押往漠北，客死他乡。所以在巩县一带，遍布了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百余座有名有姓的陵墓，为我们研究当时的雕塑艺术提供了不少的实物资料。宋代陵墓也是向南，但尺度何规模不及汉唐。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依下列形式：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到此为至。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以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宋陵中比较有代表xìng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国力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当时的工匠水平也差别很大，所以北宋时期的“七帝八陵”雕塑艺术相差比较大。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时间上的仓促，要求雕刻者要在半年内将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而工作人员又来自四面八方，技艺和审美标准都不尽相同，所以，整个宋陵的雕塑作品优劣不齐。

当地百姓中流传着：永裕陵的狮子、永泰陵的象、永熙陵的好石羊，这样的顺口溜，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了解宋陵雕塑的代表作。

与宋代的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要远远落后，这与统治者的好恶与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的宫廷画家，都有较高的的为，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歧视。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卑下，此类造型艺术走向衰退就不足为怪了。

宋代统治者一度信奉道教，佛、道两教之造像有所模糊。整个社会更偏重于关注现实，佛教的流传开始借助于民间说唱的评话话本。从总体上看，中国北方地区相对沉寂，而南方的江苏、四川等地，佛教造像活动比较活跃。这与宋以前的五代十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在五代十国至宋代比较发达，使佛教不在神秘化，重视通过rì常生活来习禅悟道。

北宋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外族侵扰，辽、金、西夏一直使宋代得不到片刻安宁，几乎没什么心思进行象唐代那样较大规模的石窟建造。敦煌、买鸡山、龙门等石窟中，属这个时期的很少，不仅如此，当时的人们还把前代的雕塑作品加以粉饰，不同程度地对前代作品起到了破坏作用。陕西北部地区是北宋时期通往辽、金等地的要道，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石窟遗留下来，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北宋范仲淹曾有有其诗对其记录。再如子长县石空寺石窟，从造像题记上看，其开凿年代当在北宋，最优秀的部分在于罗汉群像，姿态各异，形神兼备。四川大足石刻中属宋代的，为属不少，比较有代表xìng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它利用自然山体，顺崖壁开凿，工程浩大，内容复杂。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描写细致。与之相邻的是“地狱变相”，逼真的表现除受刑者在地狱中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rì常生活的场景。这些石刻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了几十年，雕塑之间关系密切、相互连接。整个布局高大而完整，雕刻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如“地狱变相”中的一个养鸡妇女形象，完全是依据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大足石刻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硬盘坡、观音坡、佛耳岩、北塔寺等处。整个开凿历时250余年。应该引起重视的还有那些为数很多的供养人造像，均有题记以示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刻制年代，这是研究宋史的难得实物资料。浙江杭州的飞来峰有比较集中的宋代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却在宋代雕刻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寺庙雕塑在宣扬佛教方面的功效已逐渐高过石窟雕刻。在山体上开挖石窟的举动，是由于受到印度的影响，而宋代城镇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寺庙建筑的建设。寺庙祠堂的建筑材料以木构框架为主，所设置的雕像也以木雕、泥塑为最多，这些材料的耐久xìng较差，保留至今的为数极少。山东长清灵岩寺内有四十尊题记为北宋时期的罗汉像，其风格和制作技艺有所差别，疑为后人修整过的痕迹；山西晋城青莲寺的十六罗汉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没经后人装銮，各式人物的表情、动作、神态都较为生动。罗汉像是佛教造像走向世俗的典型形式，在唐代只是以群雕中的陪衬形象出现，到了宋代，大量塑造罗汉像的寺庙已遍布全国。例如河南辉县白茅寺五百罗汉、浙江天台山寿昌寺五百罗汉、杭州西湖云林寺五百罗汉，以及山东、四川、河北等地都有供奉罗汉塑像的寺庙。祠堂xìng质的雕塑造像以山西晋祠彩塑最为出sè。这一组人物彩塑群共四十三件，为纪念叔虞之母邑姜而修建的。这些塑像几乎全是中、青年女xìng，他们的年龄、职务、xìng格各不相同，胖瘦不同、高矮相异，是当时妇女形象的集中再现，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弥足珍贵。这种纪念xìng雕塑另一个代表就是四川王建雕像，王建是五代的前蜀皇帝，安记载推论，出土于王建陵墓的石质雕像应是其生前所雕，神态写实，从中可以推断北宋早期的雕塑艺术风格。

“宋代无俑”，考古家以前普遍认可此种说法。尽管近些年来新建设的需要，工程当中也出土了一些宋代明器，但数量上依然显得贫乏。出了极少数特例外，宋代的丧葬习俗基本采用纸质冥器，入葬时焚毁。宋元时期的戏曲艺术较为发达，在雕塑艺术上也有所反映。如山西襄汾出土的一处宋、金时墓穴，有砖雕戏曲人物多个，表现当地“散乐”的演出场面；江西鄱阳出土的南宋墓中，发现一批彩绘瓷俑，其形态为杂剧表演，表情真实，活泼；在景德镇的南宋墓中，也有瓷俑出土，从表情、动作上分析，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戏剧表演。

宋代流行砖壁墓穴，石棺较为少见，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如在贵州遵义一带出土的多处石质墓穴，其中都有一些石刻作品。辽宁一带的石壁墓葬属辽代，浮雕题材为孝子故事、墓住人生前生活场景等等，技法上采用铲地浮雕，承袭了汉代画像石的式样。砖墓中习惯用雕砖装饰，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住人省乾的生活场景，如河南巩县出土的砖雕上，雕刻着做饭、洗鱼、妆扮等人物，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入微，陕西、甘肃等地也有很多jīng美砖雕出土，忠孝故事基本上取代了宗教迷信的内容，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可能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有很大关系。

由于文人士大夫们的提倡和参与，宋代的手工艺技术得以巨大发展，陶瓷、木雕、竹刻以及金属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陶瓷艺术方面不仅发明了许多新型釉料，在塑造方面也愈加丰富，如磁州窑的孩儿枕、景德镇的手捏塑、cháo州窑的佛像等等，都是优秀的观赏xìng雕塑艺术品。宋时的人物画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高峰之一，画家们关注民间生活，如苏汉臣、李嵩等人的“货郎图”、“婴戏图”得以传世。雕塑艺人盛行捏制泥孩儿，当时还出现了以此为营生的行业，杭州的“孩儿巷”就以此得名。宋代的小品雕刻也十分发达，著名的雕刻家王六九曾被记载过，石雕、木雕无所不能，元代人陶宗仪称之为“鬼斧神工”，这种手工艺雕塑，至今还流传于江南。

宋代的社会自身较为稳定，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得以较大发展，阶级结构有所变化，市民阶层rì益壮大，代表着这一新阶层的审美观念随之兴起并成熟起来，画家、雕塑家又反过来，在创作上适应这一审美要求。郭熙是众所周知的著名山水画家，他同时也是一位雕塑艺术家。他的艺术成就在于把浮雕艺术与山水画艺术很好地融合到一起，也就是以浮雕的形式来表现山水，后是从者甚众。四川大足石刻中留下了许多雕刻者的名字，只是无从查找更为详细的资料，更无法了解他们在创作过成中的细节。

宋代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统治者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很高，普遍热爱艺术，皇帝本人也直接参与到艺术创作之中。宋代理学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重文轻武。在艺术美学上，倾向于舒缓、柔情、细腻、收敛、雅致，如诗词文学、文人绘画、瓷器艺术等方面尤为突出。表现在雕塑方面，则显出明显的退化迹象，与其他艺术形式形成了对比。宋代雕塑的致命弱点（或可称特点）就是过分的世俗化，严重的削弱了雕塑艺术所应有的纪念xìng、恒久xìng，更谈不上雕塑艺术在空间上、体量上的追求；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xìng，作为雕塑艺术众多分支的一种——民间工艺雕刻艺术，却由于世俗化而得以大力弘扬，象现代的泥、面、糖等彩塑，以及石、玉、牙、骨、竹等雕刻以及金工、漆雕等技艺，大多可以把他们的肇始年代定为宋代。

可以说，中国的雕塑艺术，到元、明、清三代，一直走着下坡路。在前代繁荣发达的宗教雕塑、陵墓石刻、明器塑造等雕塑艺术形式，都走向尾声，甚至几近消失。值得一提的只有手工艺雕塑、建筑装饰雕塑等寥寥几项。这种结局与前代的辉煌极不一致，尤其在清代，仅有的雕塑艺术品种也被淹没于繁琐的装饰、平庸的造型。因袭前人，仿制古物，效果却往往萎靡颓唐，即使有些新创，也有画蛇添足之拙劣。

但元代的统治者毕竟是一些游牧民族的集合体文化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艺术的发展得以阻碍。但元代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方面的不足之处，在zhèng fǔ部门中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手工艺，这里也包括雕塑工艺。元蒙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世祖曾延请法王八思巴为蒙古“国师”，藏传佛教的造像——梵式造像开始兴起。这种佛像的塑造，是按严格的宗教仪规进行的，其独特的形式自元代以后，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元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儒、释、道三教建筑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扩大了施工规模，所供奉的偶像也更加复杂化。与此同时，石窟艺术却走向衰退和凋谢。

敦煌莫高窟尚有少量元代雕塑，但没有什么艺术xìng可言，不能与前代的雕塑艺术同rì而语杭州灵隐寺有一处少有的元代雕像群，飞来峰的摩崖石刻承袭着宋代风格，主要是菩萨、天王等内容。其中有藏密雕像出现，白度母、绿度母最为常见，这些造型风格混杂的雕像，到目前还遗留下来二百余尊，是元代造像的主要集中地。飞来峰石刻的jīng品当属布袋和尚，民间俗称为“大肚弥勒佛”，成为富足、欢乐、喜庆的象征，为信奉者所喜爱。据说他的生活原型是一个叫契此的和尚，常独自策仗背曩行乞化缘，形象疯癫，市人皆认为他是弥勒佛显身，倍加供奉。有雕塑艺术史认为飞来峰元代布袋和尚是最早的弥勒佛，此造像表现布袋和尚席地而坐，无忧无虑，手持念书和行乞布袋，袒露着滚圆的大肚子，xìng格独特。

中国的石窟雕塑艺术少有道教，山西太原灵山道教石窟是罕见的特例。道教在元代没有得以重视，甚至受到歧视。道士们纷纷“该行”，大多数当了僧人。石窟雕塑艺术形式是受印度佛教影响而产生的，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石窟群，都在弘扬佛法。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20公里，雕塑题材为太清元始天尊、上清道德天尊等。道教不重偶像塑造，后来的造像活动是受佛教的影响。龙山石窟原来还建有道观，后被毁坏，邱处机及弟子们的雕像还都保留了下来。在雕塑手法以及整体布局上，明显受到唐时风格的影响，但从雕塑艺术语言上却缺乏生气。只有窟顶的浮雕装饰还有些特sè，采用民族特点较浓的凤凰、彩云等图案，富有强烈的装饰xìng。

元代的寺庙雕塑多以藏传佛教造像为主，不同于汉化的佛教造像。以威严力士拥抱着裸女的“欢喜佛”之形象随处可见。由于民族习惯的原因，这种被称为“奇形怪状”的造像，得以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处得以保留的元代道观在山西晋城，有元代彩塑二十八宿星，由于各自掌管的职能不同，所以不同的宿星形象被表现为神态不同的男xìng和女xìng。位于běi jīng昌平居庸关的云台浮雕，也是元时浮雕作品。云台之上原设有三塔，后被毁，云台门道饰有浮雕，刻着天王、鸟王、卷叶等图案。此处浮雕表情夸张，造型结实。

元代统治者死后，都被运回原籍治丧，由于丧葬习俗的不同，没有发现当时的陵墓雕刻。元代墓穴中也很少发现墓俑，陕西、江西、辽宁、河南等地的元墓均无墓俑。只是在西安郊区发掘的元代墓穴中发现少量人俑，均为蒙古族人的形象和妆扮，无论男俑还是女俑，其姿态一般都比较僵直，没有柔软起伏的形状。

宋代以后，建筑上的装饰逐渐出现了较多的彩绘，元代的建筑构件装饰以木雕或砖雕为多，这些方法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元代的zhèng fǔ部门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建筑工程，名“匠作院”，从原材料采办，到泥、瓦、木等工艺制作，还设有玉局、石局，专门从事雕刻装饰。明代建筑的很多布局、雕刻装饰都承袭元制，我们依然可以从元大都的一些遗留物上看到痕迹。元大都的宫殿建设动用了数不清的能工巧匠，耗时费力，也涌现出重多的雕塑名手，如有记载可考的杨琼、段天佑、邱士享、李合宁等。由于元代统治者崇拜藏传佛教，所以从xī zàng请来尼泊尔人阿尼哥，他的名字的事迹见于元史，以制密宗造像为长，而且培训了内地的匠师。刘元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个，香山寺四大天王像就出自他手，他还塑造过道教的三清像，神态逼真，手法高超。刘元在当时名气很大，，他的作品常见于文人的笔记描写，《元史》也有专门章节记载他的创作情况。由于他在雕塑艺术方面的成就，元代朝廷延授于他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人称“刘正奉”，在中国雕塑史上，这样高的待遇是绝无仅有的。

元代社会国家趋向世俗化，道教造像先期受到佛教的影响，但后来反过来对佛教造像有所影响。佛教造像从宋代以后，罗汉像大肆兴盛，人物xìng格，动作表情等方面的表现更加丰富；元代寺庙建筑的形式和xìng质都与前代不同，药王庙、城隍庙、土地庙等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寺庙纷纷出现，而所有的神庙中都没有供奉的神像，造像数量上有增无减，但艺术水平都有所下降；元代是一个好大喜功、只顾大肆扩张却不重建设的封建帝国，其帝国的皇帝陵墓也一改前代的仪卫形式，所以在此方面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