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魏源进京（三）（2/2）
常州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学派由庄存与为先导，庄存与的儿子庄述祖继之，最后由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发扬光大。常州派研究的重点在于“今文经”中最重要的一本，也是和“古文经”区别最大的一本，即《chūn秋公羊传》。
常州庄氏家族在明代便已是江南望族。到清中叶，庄存与时该家族更是达到了顶峰。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乾隆乙丑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土，礼部侍郎。他是皇帝的心腹重臣，凭着自己的才学和能干，在乾隆身边得宠了二十多年。但是，在他年近六旬的时候，却觉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源自以满族少壮势力和坤为代表的强大势力。
满洲宫廷侍卫、大学士和坤，在乾隆中后期，凭藉贪污和勾结建立了一个私人帝国，规模为晚明宦官魏忠贤以来所未见。和坤也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宠大的庄氏家族的威胁，以至于作出了公开的jǐng告xìng“提示”：庄存与的侄儿庄述祖（也是今文学派大师之一）参加考试，和坤的同党在试卷呈送皇帝时，故意把庄述祖的试卷排到十名以下，使他失去了出任翰林院官员的资格。
庄存与深爱着庄氏家族，不能眼看着家族之舟在风雨中飘摇。他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稳住船舵，把住方向。与刘纶家族的联姻可以看做是他的一项重要策略。庄刘两家在官场上势均力敌，清朝时庄氏宗族共有29人考取进士，其中11人在三年一度的běi jīng殿试上表现优异，进入了翰林院，直接协助皇帝的rì常政务。而刘家比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清朝出现了13位以上的进士，其中数人也进入翰林院。当时刘纶是清帝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而庄存与则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刘纶和庄存与安排了刘纶之子刘召扬和庄存与次女庄太恭的婚事，成为当时地方和全国最重要的联姻。庄刘两家结亲以后，作为一个宗族来看，有四十二人担任清朝高官。乾隆朝中期，他们在地方与全国政治圈里的显贵地位达到巅峰。
庄存与进一步意识到，对付和坤集团，与其直接对抗可能造成家族覆灭，倒不如以退为进，因为有目的的退与有目的的进其意义是一样的。年近花甲的庄存与退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了皓首穷经的晚年生涯，jīng研公羊学，带领整个家庭进行
学术大转移，对千古不变的儒学体系进行颠覆和重构，yù建立一整套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国学思想体系。庄存与冒着政治上、学术上和家族存亡三重风险领导这场“学术战争”，如履薄冰十数年，直到他七十岁去世。
庄存与去世后，常州学派的“道统”便通过庄述祖传给到了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的身上。刘逢禄用力最久，最有心得的便是《chūn秋》公羊学，他著有《chūn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并在义理方面多有引申发明，从而成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人。
刘逢禄最出名的两个学生便是龚自珍和魏源。两个人在对传统公羊学说的看法面前，魏源比较保守，对传统“三科九旨”进行了一些变通；龚自珍则思想远超那个时代，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世说，对后来的康有为等人有着直接的启发。
有句话叫做“超越时代半步的是天才，超越时代一步的是疯子”，按照这个说法，魏源便是天才，龚自珍则是“疯子”（徐继畲也算一个）。这也注定了龚自珍在现实中所取得的成就远逊于魏源。
在同时代的今文经学家中，魏源的学术成就不是最高的，但却是学以致用的典范。他将学术用于政治，对社会改良提出新的价值取向，从而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之学大行其道的新局面。
魏源经世致用方面的理论成就以《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为最。该书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凡120卷。选辑清初至道光前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入选作品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的愿望。此书行世后,开启了近代经世思cháo,续书争出。
魏源从刘逢禄苦学三年后出京，先入湖南老乡、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这期间他代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了盐政、河工等实务。之后他受贺长龄推荐先后入江苏巡抚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对清王朝无论官场还是民间都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并对两江总督管辖的盐政、河工、漕运这清代“三大政”提出非常独到jīng辟的见解。
兆华觉得给魏源安排工作只能在“老师”和“包工头”这两者之间选择。
“老师”就是让魏源召集常州派同门开坛讲经，依靠刘逢禄的研究成果彻底把“左传之为伪作”的结论做实，然后把《chūn秋公羊传》列入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
在兆华看来，当《公羊传》成为科举考试的正式教材，公羊学成为显学的时候，“大复仇”的教义将会真正唤醒这个民族沉睡千年的尚武jīng神。
至于所谓的“包工头”，自然是让魏源带领一个“工程队”主持一些他擅长的河工、修造之类的活计。河工一年开销数百万两白银，其中漏到贪官腰包的占一多半。
而魏源曾很早就提出将黄河人工改道，然后让漕运走海路，这个建议在后世来看是无比正确的。且不说能避免咸丰五年的黄河改道带来的大面积洪灾，单单避免中饱私囊，减少财政开支对兆华就很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