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位卑不敢忘国忧（1/2）

序章位卑不敢忘国忧

同治中期，清政府于列强侵犯一再忍让，于各不合理之要求一再妥协，也无力抵抗。与英法合作，效仿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大搞洋务运动，武装军队，建造船厂。

与内平定了各地起义暴动。在内腐外辱的地步下稍稍得已喘息恢复。吸取教训，调整内乱后的经济状态，降低赋税，鼓励耕作，放两种，安抚民心。大兴科举，笼络人才。

一些外交大臣也行走海外，学习科技，购买枪炮。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大清得以缓解死亡这一阶段，因自同治在位期间稍显端眉目，得以被称为“同治中兴”。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实际与外，这根本算不得中兴，列强要得是白银于领土这些实惠，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还等着这些苦难的人为自己生产物资，收集白银。不过在能力可控之下，给留了一个再次养肥待宰的时期。

即便如此，垂死挣扎的大清同治者将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陪葬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至始至终，大清是不放心这些中兴大臣的，“要用，但严加防范”，始终有八旗绿营部队“协同作战”，名为保险，实为监视。在这种畸形的重用下，而那些四下奔波的大臣，也不过是一个跑腿传话的而已。然而好在早年，这些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还算争取了一丝残喘的余地。

被动挨打，自秦时一统**，就开始筑墙防御。即或如此，历代都以泱泱大国自居，心中无疆域之念，皆为“天下”，天子坐得天下，没有边的傲慢。因为这盲目与面子，在通商事宜上几乎就是赔本贸易，对外一再优惠待遇。

“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惟尔荷兰国……僻在西陲，海洋险远。历代以来，声教不及”，然大清“朝廷德化所致”，居然万里迢迢跑来进贡，因此格外开恩……“天朝上邦，怀柔遐方、加惠四夷”。

经济贸易跟国家展没了关系，成了照顾外邦的恩赐。

后来，在列强的瓜分之下，这种无知的傲慢气质转为“垂垂若丧家之犬”，太丢脸了。

对于爱国大员，这种大国优越感与知耻自强之心，在上层社会也有着一种威严正气的影响力。

相貌堂堂的外交大臣李鸿章，“矜持、自信和傲慢”，“容貌仁慈”，就特别有代表性。

“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然而李中堂这类清醒人，也只是努力保持着这丝体面，深知救过无望。“抽心一烂，土崩瓦解”。

他总结说自己的一生“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整个晚清，裱糊匠这又何止是他一人。整个历史，裱糊匠又何止现于晚清。

《资治通鉴》司马光曾言：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旧便修补，除非大坏是不能另造的。

只要清政府未曾改换风气，举国上下未有精神，这一切的奔波劳苦，于事无补。

光绪元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里曾这样谈到，他对当时中国的局势的看法：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媾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方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力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以下引自《曾国藩赵烈文之辩》，足以对照时代。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生这种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