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艺术——碑帖书法（2/2）

萧衍(464～549年)，南朝梁书法家。他是我国南朝梁王朝的创建者，世称梁武帝。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可能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可以说梁朝出现了第一次学王羲之**。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等皇帝都擅长书法，其中以梁武帝书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只是后来兵乱毁失，留存很少。梁武帝与陶弘景书疏往返殷勤，许多是讨论王羲之书法及其真伪的。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记载，王羲之的《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

梁武帝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欢，可以从萧翼智赚《兰亭序》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其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太宗无奈。后来有个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进行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密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要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增加了人们对《兰亭序》的距离感与神秘感，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这对于书坛可能是遗憾的，对于王羲之也许未尝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等书法家无不受王羲之书法影响，于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军之情②的说法。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甚于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书法，对王羲之书法亦步亦趋，你看他书写的《晋祠铭》基本上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右军风骨。而且他广泛悬赏收集二王书法作品。据史载，唐太宗收藏御内的书法作品达2290纸，其中以王羲之的书迹最多。他还将褚遂良召入侍书，加以重用，整理、鉴别右军书法。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学习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书法从此受到社会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王朝以后，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推重备至。

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继唐太宗遗风宗二王的，在《淳化阁帖》中就可见端倪。《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中帖学书法的传统，它对以后的书法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功不可没。

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

宋高宗曾自谓：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③魏晋至六朝笔法，宋高宗什么都学，可见他学书极其用功。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④他对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情有独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⑤，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随意所适，而颇具佳趣的地步。御书《兰亭序》一本，勒石于宋兰亭天章寺。他从广泛临摹到专精《兰亭序》，其广榘博取的传统功底，锲而不舍的学书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职业书家。

虽然宋高宗专精《兰亭序》，但对待书法权威，他也曾大胆地提出质疑，决不迷信。他认为何延年说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如有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的话是说得过分了。他觉得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并不一定比《兰亭序》逊色，只不过这些数行数十字的信札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罢了，而《兰亭序》则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之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水平，更在于他提携和影响了南宋一代书风。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学《兰亭序》，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让宋孝宗学书。一时间，以高宗为中心，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兰亭序》为中心的。

宋四家苏、黄、米、蔡，苏东坡少时日学兰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军难学，他们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个性，引领潮流。黄山谷甚至告诫时人，《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并提出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之眼目，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这与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脉相承的。

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兰亭序》的精妙释读之难，也可见文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用功之勤。

由于宋代这么多皇帝对王羲之，对《兰亭序》的重视，当时，士大夫的家里出现了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浙江绍兴兰亭王右军祠内墙上，至今仍保存着游相藏的《兰亭序》刻石)。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比唐太宗时期更有过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其他书法家没有这么幸运。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我认为，到宋朝为止，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风余韵

明代是继宋代以后又一个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朝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书，曾经诏求四方善书之土写朝廷的诏书及皇帝的特殊文告，这些人都被授中书舍人官职，舍人中又选28人专习二王法帖，并且尽出密府所藏古今法书，供他们临摹和赏玩。仁宗朱高炽也在万机余暇，留意翰墨，曾经临《兰亭序》帖赐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爱沈度之书，而沈度之书亦多从王羲之而来。神宗朱翊钧，少年时的书法就笔力遒劲，即位以后，也常常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等随意欣赏。

清朝建立后，虽然定满文为国家文字，但仍以汉民族文化为重，几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顺治皇帝自称亦临《黄庭》、《遗教经》二帖。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时日临《兰亭序》数遍，曾为兰亭御书《兰亭序》，并在兰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米，所临《兰亭序》全文，不失右军之意，20个之字也写得各不相同，没有反复临写《兰亭序》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乾隆帝喜欢的赵孟頫书法，也是王羲之一脉的书风。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钩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和柳公权《兰亭诗》及《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阙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享诗》，命工摹刻在8个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题八柱册并序，分为8册，每册首题隶书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圆明园中。他又专辟一室为三希堂，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性命。

与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孙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许多，所以那个时期的整体书法是下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