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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烈士陵园回来后，方心宁感冒了。他从卫生室里打上点滴，坐在沙发上看作业。纪红飞给他送来一杯开水，再三嘱咐他不要缺了水。方心宁坐在一把椅子上，批了几本觉得不得劲，打针的人又多又乱，就一个劲地催医生调快点儿打。医生被催得没办法，只好把流量开到最大。

打完了针，方心宁忙回到办公室看作业。

老师们正在那里讨论扫墓的事。

一位老师说：“学生太不严肃了，那是什么场合？嘻嘻哈哈，不象个样子。”

另一个说：“要我说，还是组织方面有问题，事先没考虑周全。”

方心宁听了反驳道：“以后再组织一定让你来。”

那位老师忙解释说：“不是说你，我是说学校，应该把那些调皮的同学挑出来，留在学校里。让他们去，真给我们泰云丢人。”

纪红飞说：“你留下他们，他们不把学校给掀个底朝天才怪呢，或者跳墙跑出去，到是候你去一个个地找回来吗？”

那位老师又说：“你总站在方心宁一边。”

马华说：“没错呀，他们说的真没错。”

纪红飞笑着说：“纠正一下，我是站在真理一边。”

又有几个老师插进来议论。

“主要是学生离那个年代太久远了。”

“还是这类教育太少了。这些年，学校里都不大注意这样的红色教育了。”

“我们上学的时候，”赵芳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确实挺管用。那个老同志讲到在山上吃树皮，我都流泪了，可你看现在的学生，反倒哈哈笑。”

“老同志在讲被敌人围困七天七夜没饭吃时，下边几个同学还议论说，怎么不多准备些火腿肠方便面。”

“我在原学校时，有一次组织学生看电影，演到刘胡兰要被敌人铡的时候，竟然有同学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