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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叶蒙首先被吸引进来。她说：“我认为，老师的收入每年100万也不为多，因为我们不是在造机器，而是在培养人。只有一茬茬的公民素质提高了，才谈的上国家的兴旺发展。比如做买卖的，从这边买了到那边去卖，也就一点流通的贡献，凭什么就收入比我们高？”

“王利威不也是买卖人吗？”一个老师说。

“我就说他。”肖叶蒙一点也不避讳。

“我倒不求每年挣100万，如果能把咱们的人事关系给解决了，我就很知足。我们现在跟临时工有什么区别？要什么没什么。我有个亲戚在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连合同也不签，失业、养老、医疗三险全无，就是打‘黑工’，校长让你走就得走，整天不安心。他昨天给我打电话诉苦，可我也是一肚子的苦水没处倒呀。”一个老师说得更实际。

“你们做梦吧。噫吁?剑∥：跄言眨〉鞫??眩?延谏锨嗵臁！?p>　　“贫困的农村教师成了新兴的弱势群体，有人建议在‘五保户’的基础上为他们设立‘六保户’，我非常造成。同工不同酬，是教育发展区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可是，有了县直身份的，却少了工作的积极性。什么事情也不能两全其美。”

“教育主管部门干什么去了？光坐在衙门里当老爷吗？”

“这恐怕也不是一个部门能够协调的吧？”张风说。

“古人就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们的工作这么重要，国家也这么重视，我们得到的回报为何就这样少呢？”牛真龄说。

“主要是看你对回报的期望有多高了，太高了往往会失望。”赵芳说。

大家争论一番，让纪红飞有了更大的收获。虽然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她从中听出了老师们心目中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最需要的又是什么。方心宁还翻箱倒柜地找了几本书送她做参考。

放学的时候，在走廊里，她追上方心宁说：“我请你吃饭，你帮我大忙了。”方心宁说：“这不算什么，有时间还是我请你吧。”纪红飞说：“那当然也行。”

得，自己让她给绕进去了。方心宁有点哭笑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