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2）（1/2）

三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经过罗贯中的润饰和众多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不幸成为谜案？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是谁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屡次易主，堪与吕布媲美？是谁让黄巾起义将士心甘情愿地鼎立扶助？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

本文也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蚯蚓看完很是感概，特剽窃大郎所发代为上传，敬请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曹操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类的**；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类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璠《汉纪》、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袁暐《献帝春秋》、郭颁《世语》、孙盛《杂记》和《异同杂语》、司马彪《续汉书》和《九州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沈、荀顗、阮籍《魏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虞溥《江表传》，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瞒传》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没有志和表，而且立场明显偏袒曹魏。至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纪传体史书《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的。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那样的理所应当。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刘备等其它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5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5年使孙权能够巩固统治，刘备也能网罗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之后，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都不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与曹魏相比，吴、蜀两国的实力太弱，假若没有山川地险的保护，也支撑不了那么久。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班。

史书中关于曹操战胜袁绍过程的记载，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先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操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操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操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操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我们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的疑问。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就肯定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史料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章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个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个三公，一个新的豪门诞生了。一股诡异浮上皇都城头，“当涂高”诞生了吗？

第一节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公元140年，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举办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婚礼。男方贵为九卿，女方既是海内名儒，又是开国元勋后裔。这样的豪门联姻理应隆重而热闹，可他们的婚礼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和短暂。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并不急于享受鱼水之欢，而是在被窝里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礼记-昏义》

汉顺帝刘保在位的公元140年左右，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城内举办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婚礼，因为新婚夫妇都出身显赫，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新娘是海内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马融的女儿马伦，新郎则是当朝太仆袁汤的小儿子袁隗。

东汉帝国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系统，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在法理上，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本人，皇帝之下是被称为“上公”的太傅，但这个官职并不常设。太傅之下，是大将军和“三公”：太尉、司徒与司空。以上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与司空五大臣也被称为“宰相”，各设独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开府”。大将军之下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公之下设“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卫将军之下，又有前、后、左、右将军，以及众多将军和校尉；九卿之下，又有尚书令、御史中丞、太史令、执金吾、大长秋、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将作大匠等职，由于数量太多，就不在此详细列举了。

东汉地方政府的建制结构并不比中央政府简单。东汉版图划分为13个州，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司隶无刺史，设司隶校尉)，统管当地政务，并有少量军权。州以下，并设“郡”和“国”两个平等的行政单位。郡设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辖；国设国王，国王们都是刘姓皇亲，直接向皇帝负责。郡设郡丞，国设国傅和国相，作为郡太守和国王的副官。郡下设县，常住居民满1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1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以下，又有乡、亭、里、什、伍5等行政单位，最小的“伍”仅管辖5户居民。

通过以上的简介可知，袁汤担任的太仆是九卿之一，属于中央官员；马融担任的南郡太守是地方官员，隶属荆州刺史管辖。秦汉官职的高低与俸禄的多少成正比，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俸禄都用粮食结算。太仆的俸禄级别是“中二千石”，太守的俸禄级别是“二千石”。按颜师古《汉书注-百官公卿表注》中的说法，“中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80斛粮食，“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20斛粮食。以此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8500元人民币，马融的月薪约为5700元人民币。汉代的粮食生产率和经济规模远不及现代，所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这些高官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却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马家与袁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的开国元勋后裔身份并非浪得虚名：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马融的父亲马严也是社会名流。马援南征交阯时，听说马严和弟弟马敦喜好评论他人长短，便从南方前线写信，规劝两人收敛。这封信文词恳切，富有哲理，后来以《诫兄子严、敦书》之名，被收录入《古文观止》。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为皇后之后，马家便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的“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被蔡邕誉为“婚姻帝室，世为名族”。顺帝一朝正是东汉帝国深陷汉羌战争泥潭的时代，而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还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马续任度辽将军，马贤任征西将军，马融在去荆州担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汉羌战争最前线的武都郡担任太守。

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马融仿效孔子，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400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50余人。除了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大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融家求学，过了3年都没能见上老师一面。更有甚者，马融的生活作风奢侈放~荡，经常坐在紫红色的大帐内，让学生们跪在帐前，让歌伎舞女列在周围表演，很少有学生能不分心。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所以后世的学者讲课就被称为“设帐”。

因为过度追求时尚，“二千石”级别的俸禄难以满足马融的物质需求。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档生活水平，马融利用为官之便，四处贪污纳贿，因此饱受责难，马续的女婿赵岐就因此与他绝交。这位赵岐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最早重视并研究《孟子》的学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最权威的注释参考书。后来，赵岐主持调解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冲突，公孙瓒曾经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周公和召公。然而，马融尽管是个令亲友和民众反感的贪官，毕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东汉首席学术权威的地位无可动摇。

马家人才辈出，在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中，马日磾、马腾、马超等人都是马融的亲戚。马融的学生之中，以卢植、郑玄等人最为著名，而公孙瓒、刘备等人是卢植的学生，崔琰、程秉、国渊、郗虑、王基等人又是郑玄的学生。这样看来，马融真可谓“门生遍天下”。

与马家不同，袁家并非东汉的开国元勋，而只能算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的所谓“公族”。新郎袁隗的父亲袁汤是光禄勋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孙。世卿世禄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东汉后期虽然还称不上“下品无士族”，但“上品无寒门”却俨然已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作后盾，是难以在官场上长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西)，相传是虞舜的后裔。春秋时期，袁家成为陈国的主要贵族，其后代也大都定居于周边的原陈国版图境内，直到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项城人袁世凯，都没有离乡远徙过。自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开始，这个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领域内颇有成就，受到东汉政府欣赏，兴旺发达起来，有了些豪门气象。

汝南袁氏家族简化谱系

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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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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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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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赏袁京袁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