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去欧洲（2/2）

张恪定了定神：“没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去欧洲的签证，要是现办可能来不及，我打个电话问问。”

借口屋里吵，张恪拿着电话出了餐厅的门，可惜佳人已不见踪影，只能给蔡绯娟打了个电话问问签证和收购的事。签证倒是没问题，不过蔡绯娟告诉他没人听说过SARS这个病毒，问他疫苗公司还买不买？张恪有些纳闷，他一直以为SARS之前就出现过，只是03年才流行起来，不过还是告诉蔡绯娟继续收购，反正生物技术也是很有潜力的产业，就当是步闲棋好了。

临上飞机前，张恪还是忍不住给陈宁打了个电话。放下电话，陈宁不禁在想：“那个和他拉着手一起吃饭的女人也是他的情人吗？也许他就是一个这样多情的人吧。”

Cebit展是欧洲最大的电子展，也是世界最国际化的一个展览。可惜不论是爱达还是科王高科今年都没有特别的产品可以展示，爱达还有个DVD刻录机，科王高科则连展台都没有。张恪倒是对TDK展出的多层刻录的技术比较感兴趣，暗自记下来打算保持接触。

从德国离开，张恪陪伴着陈静回了趟米兰，陈静在博克尼商学院读了两年书，期间跑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这次拉着张恪过来又一起走遍了当年去过的地方。张恪很受用这样的旅行，听着陈静讲她当年的故事和心情，好像随着陈静一起成长了一回一样。两人甚至一起去看了一场米兰德比，在看台上看着陈静疯狂的样子，张恪才能把这个几年来一直优雅的职业女性和初见时那个在高速上飞车的艳丽女郎结合在一起。

不过张恪来欧洲也有着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飞利浦。张恪来的时机正好，飞利浦刚刚搬迁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新总部，同时也换了CEO。新任CEO克雷斯特利曾经担任过飞利浦亚太地区总裁，是张亚平的顶头上司，张亚平加入爱达不久，他就回到了欧洲任总部的COO，他目前还担任着香港特首的特别顾问，因此对张恪他非常了解。

两个神交已久的人见面不久，克雷斯特利就忍不住抱怨张恪突然把手机降价的举动。张恪这一举动对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这样的在手机上有品牌优势的厂家影响其实不算大，冲击最大的是包括飞利浦在内的二流厂商，刚刚一个月，他在荷兰就已经感到了冲击。不过这一点问题对他来说其实还算不了什么，他这次上任也算是临危受命，飞利浦在美国已经连续１５年亏损了，在克雷斯特利眼里目前的飞利浦目前有些大而不当。

听到克雷斯特利的抱怨，张恪反而转过来劝他把手机业务分流出去，这也是张恪带陈静来见他的目的。科王高科靠着宝石手机杀入了中端手机的市场，但是并没有能持续下去的技术能力，想继续在这个层面上发展，并购飞利浦的业务是最合适的。

这个建议说到了克雷斯特利的心里，飞利浦最近一直在瘦身，把盈利不足的业务分流出去，比如电视，CD还有和LG合作的液晶项目。

张恪看重的倒是飞利浦在其他方面的技术积累，比如CCD。爱达开发数码相机时因为考虑CCD技术历史比较长，日本企在这方面的积累比较多，很难正面竞争，所以走的是价格比较低廉而且潜力更大的CMOS技术。收购了Foveon之后，有了Foveon的X3技术爱达在职业级的CMOS上已经获得了突破，但是缺少中间中高端的产品，这正好和飞利浦的技术形成了互补。

除此之外，去年开始飞利浦把研发中心分了出去，成立了一个高科技园区，开始广泛的与欧洲其他公司和组织合作进行研发，张恪也很希望能插上一脚。另外在加入Sematech和IMEC的问题上，在紫光标准上，张恪和克雷斯特利有很多东西可以谈。

张恪在阿姆斯特丹呆了三天，又在克雷斯特利的陪同下去了飞利浦原总部和科技园区所在的埃因霍温参观了一天。张恪临走前建议飞利浦改掉目前所用的口号：“Let’s_make_things_better”,张恪感觉这个口号过于消极，总有一种我们正在改正错误的味道，解释了这一点，张恪对克雷斯特利说：”既然飞利浦已经决心放弃垂直的产业链模式，飞利浦可以选一个新的口号来展示这个方向。比如Sense_and_Simplicity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