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 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2/2）
舒同是多产书法家，几十年来，他的墨留遍全国各地，特别是与颜真卿故里费县情有独钟，费县有他的多件墨宝传世。１９５９年舒同到费县视察水利工程，应邀回去题写了“许家崖水库”五个大字（每字原大高１００厘米，宽８０厘米）。这五个大字端庄大方，遒劲有力。体现他当时身置大跃进的年代，视察民情，看到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兴修水利的热潮而感慨万千；刚到山东省委担任第1书记，又有用武之地，春风得意；５０多岁正年富力强，笔法浑熟，运笔酣畅淋漓，有泣鬼神、惊天地之气。舒同生前曾有言说：“许家崖水库”五个大字，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大的字，也是他最满意的字，而且刻的也好。这五个大字虽然没有落款，但人们一看就认出是舒同体。竖立在大坝溢洪闸旁的《许家崖水库》石碑，既是一座书法名碑，也是一座历史丰碑，已成为费县著名旅游景点——鄪国明珠“天景湖”的历史文物标志。
舒同之所以被誉为人民的书法家，是因为他这位马背上的红色书法家身居高位而没有官架，学识渊博而没有傲气，无论谁去求字，他都一一应允。因而，改革开放以后，费县人多次登门拜求墨宝，舒同先后为《费县志》、“琅琊羲之砚厂”、“费县影剧院”等题名，这些墨宝成为稀世珍品。出版《舒同字帖(分楷、行、草三本)、《舒同书法》》、《舒同书法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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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在山东的经历
《**山东历史大事记》（**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了舒同在山东期间“极左”的一面：
反右派中：本来57年反右已结束了，他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多打了许多的人。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中，有补课任务的厅局有47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55/100、处级干部占14.17/100、县委委员一级的占12.9/100、共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个右派都没有。
在农业上，1958年后，在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含现在的菏泽地区）地区尤甚，从1958.1.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3.18.）一天竟达5.7万余人，造成周边省、区紧张，纷纷上报中央，要求山东采取措施，不要祸及他们。
同年4月，省委发出紧急指示：自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相继发生营养性水肿病，在某些地区还有急剧上升的趋势，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
1958.4.30中央监察委员会通报批评济宁地区“拔白旗，插红旗”的错误。
1959.9.21**来到山东，舒同汇报过去几年山东绿化造林的成绩时，毛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当舒同汇报到1959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9月，全省开始整党整社运动，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指导，在全省公社以下的三级干部中批斗11.12万人，开除党籍38400余人。
1960.10.20.－－－22.省委举行扩大会议。针对山东农业存在的严重问题，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汇报后，根据中央指示，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会讲了话并宣布中央决定：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担任山东省为第一书记。
会议认为：山东的农村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生产规律、破坏了党的正常的组织原则，以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凶。工业有成绩，农业问题很大，估计本年粮食产量大概只有160亿斤到170亿斤，下降到1949年的水平。会上舒同作了检讨。
1960.11.7省委发出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由于原省委主要领导人对农村工作的错误领导，加上连续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口粮严重不足；各种疾病大量发生，人口外流和死亡率大量增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受到严重损害，群众生产积极性十分低落的严重局面。
1960.12.5－－－－25省委扩大会议和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舒同在会上作了两次检讨。会上针对干部中存在的对前途感到渺茫，对克服困难信心不足，在贯彻执行政策上“左”比右好，在整风问题上怕受牵连等思想进行了说服、教育、和批判。
1961.4.1**中央决定：谭启龙同志担任山东省为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回安徽省担任第一书记；舒同同志仍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暂时下放到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
1967.夏天，山东的右派将舒同从陕西揪回来，批斗了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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