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 怒了（1/2）

（纪念广岛炸掉五十九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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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内克过来带范含去监狱的时候，范含二话不说直接就走出去了，穿着医院的睡衣和拖鞋——本来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想到这点小事斯内克都惊讶半天。

一路无话。斯内克紧闭着嘴，范含也紧闭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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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地头，斯内克办手续，范含就站在后边东张西望。这监狱看起来还不错，高宅大院的挺气派，拎着枪遛狗的也不少。

穿过几道铁门，进入了真正的牢房——很长的房间，两侧用金属栏杆围出一个个格子，中间剩下一条过道，一边一个门。格子里面除了一个马桶之外什么都没有，就是平平的地面。每个格子塞了十几个人。

“还不错，有马桶，还是抽水的。”范含笑着和斯内克说，“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希望你住着满意。”斯内克不阴不阳的说。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斯内克冲一个警卫点点头，一个格子的门被打开，范含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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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说汉语？”范含问格子里的人。

一个一个都蜷成一团坐在地上的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

范含看着这一张张脸，华人？！特征太明显了！

“谁会说国语？”范含用汉语问。

又等了一会，一个缩在角落里的人说话了，“你，你就是那天的那个大个子？”

“哦？您认识我？”范含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回答，“您怎么个称呼？”

“我叫张良。”

“您以前见过我？”

“那天在海里，就是我把你拖上岸的。”

“哦？这么说是救命之恩了。”范含走过去坐在张良旁边，“您能说说那天的事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听张良的叙述，他们三十多人坐船到了美国近海的时候，被海岸警卫队发现。所有人都被船员逼着跳下水。能不能游上岸看就自己的了。张良算是水性好的，快游到岸边的时候，看见水面上漂着一个人，什么都没穿——正是范含。

张良发现这个人还没死，就扯着游到岸边，拖上沙滩。刚喘口气，忽然有无数探照灯大放光明，照得沙滩亮如白昼。只听得警笛大作，礁石后面忽然杀出一彪人马来，为首一人，五短身材，体态臃肿，头戴礼帽，脚踏胶鞋，身着旧西服，手持扩音器，面如砂纸，目似图钉——正是斯内克。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昏迷不醒的范含被送到医院，张良他们活着的十二个人被送到另一间监狱，昨天晚上又都被送到这里来。

“那一间监狱是不是条件比这里还差？”范含问。

“是，”张良说，“这里像是真正的监狱，那里好像是用仓库改建的。”

范含好像有点明白了。

“你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要偷渡？”范含问。

张良忽然大哭起来，格子里面所有的人都哭了起来。

“印度尼西亚……”张良小声地说。

范含耳朵里“嗡”的一声，脑袋晕晕乎乎的，感觉脸皮一阵阵的发胀。

“你，你怎么了。”

“我是不是满脸通红？”范含问张良。

张良点点头。

“嘿、嘿，我本来应该猜到的，我本来肯定能猜到的，”范含冷笑着说，“绝对是苏哈托那个杂种操的！”

没人敢搭腔。

范含站起身来，抓着栏杆，开始破口大骂，声音极其洪亮。

门口的警卫根本不管，斯内克早就交待了，就算范含在里面杀人放火都不管，送他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等着要看他干什么。

骂了大约一刻钟，范含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了，重新坐下，喘气。

“那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难道你们不知道是美国人出钱，苏哈托出面搞的屠杀么！”范含大声问张良。

没人说话，甚至没人抬头。

范含也不说话了，坐下，背靠着墙生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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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历史，范含还是相当清楚的。

1998年在大学的时候，正赶上印尼又一次大肆虐杀华人，学生们那叫一个群情激昂。校方还特意派出大批干部“传达精神”，劝阻学生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在校内张贴大字报，不要发表演讲。在北京，这事居然就这么算了。

但是在网上，谁也不会这么客气，不光现实问题，过去的陈年旧帐全都翻出来了。

1777年，华人曾在印尼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创始人为广东人罗芳伯。在当地华人圈内，首领称为大唐总长（或者大总制），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首领的传承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式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首任大总长罗芳伯逝世时，公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刘台二。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也有似于议会制。这可能是华人（包括中国本土）有史以来所建立的第一个共和国。将近一个世纪后，1855年，共和国被荷兰人消灭。当然，荷兰人还消灭了其他民族在印尼的政权。这就是说，华人在印尼即使不算原住民，也算是名正言顺的定居者。

在1965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第3营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了一项名为930运动的武装行动。10月1日，由陆军将领苏哈托和芮苏贤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将苏加诺软禁，并大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年（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被迫宣布由苏哈托代行总统职。第二天，苏哈托便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改组内阁。在苏哈托接掌权力后，即对共产党进行大清洗，据印度尼西亚共中央在1966年5月23日发表的报告，被杀的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共20万，被捕的则超过40万。

然后，华人中的共产党都被杀完之后，就开始屠杀所有华人，连借口都懒得说，就是一个字：杀。传说是“白骨遍野，血流漂杵”。再后来，共产党几乎被杀光了，再打着*的旗号偷偷杀华人不太容易了。就开始彻底排华，禁止华语在任何场合出现，包括华语姓名，禁止任何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事物出现。并且，从此后，稍有一点机会，甚至台风暴雨，就煽动反华暴乱。

有几件事值得一提：被归罪于印尼共产党的“930政变”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苏哈托本人是日本占领时期的伪军出身；2001年美国召回一些本来已经解密的历史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五六十年代处理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有关的国际问题的文件。

前几天范含在医院里面曾经仔细回忆过历史上的1966年，也算为了自己的命运考虑。只不过那会儿毕竟年代“久远”，自己又不是专学当代史的，不太熟。恐怕绝大多数人对于几百几千年前的古代历史都比几十年前甚至几年前要熟，这里有现实政治的原因，更多的是习惯上谁也不认为刚发生的事情就是历史，谁也不会特地的去注意。冥思苦想之下，也就知道大陆这会儿*已经开始，美国这会儿还是在和苏联全面较劲，没考虑其他地方的事情。今天让张良一说，这才忽然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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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印尼华人死了很多？”范含小心翼翼的问张良。

又是一阵大哭。

听着张良说话，范含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文学家总是很受人尊敬。

在范含看来，1998年的印尼暴乱要比1966年更惨，因为98年网上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罪行照片，66年除了一些遮遮掩掩的文字记录以外什么也没有。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是这种感觉，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可实际上，98年死了几千华人，几千名华人妇女遭到强奸，就已经让人怒发冲冠了。66年被屠杀的华人（不光是共产党员）有据可查（就是明明见到尸体抵赖不得）的数字是50万，一般的保守估计也在百万以上。

用文字准确描述一件事情本来就是很不容易，再加上汉语一脉传承几千年，许多事发当时极为贴切的描述方式到如今都已经变成成语了。像“血流漂杵”之类的成语如今随随便便的就能说出口，有时甚至还拿来开玩笑。就是古代的演义评书也是不分青红皂白，所有的残酷场面都弄成统一的公式化描写。这么多年下来，已经成了审美疲劳，再也没有了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范含平时就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类似的东西看多了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每次看到书里描写惨状，“肯定是‘血流漂杵’吧”，果然每次都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部分文人的碌碌无为，程序一般的写作方式，快赶上京剧了——听几秒钟过门就能知道下一个出来的是什么角儿。

直到有一回，范含去农村玩，看见农民杀自家养的猪。开始还是不以为意，笑嘻嘻的过去帮忙。耳边听着哼哼的惨叫，眼前看着刀子捅入拔出，包括亲自动手端着盆接猪血，都没什么感觉。猪血一般都很有用，或者直接加料凝成块，或者做血豆腐。一个小孩把猪血端回家的时候摔了个跟头，洒了一地。范含看见血流到土路旁边的沟里，顺着沟流，冲着原来沟里扔的纸片、塑料袋、矿泉水瓶子一起流……忽然就觉得毛骨悚然，一身的冷汗。这时候才算理解了最先写出“血流漂杵”这词的那人当时的心情。

虽然张良的叙述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根本毫无文采可言。不过带着哭腔的口音，加上指手划脚的形容，还是让范含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百闻不如一见，但是百读不如一闻，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材料绝对没有录音本身有感染力，这一点范含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