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鼎西南第九十八章金融血劫之源头（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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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方’穿越众为首的改革派之所以在占有更好的时机与资本并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工业基础的优势下未能如后来的北方三雄那样如快刀斩乱麻般快速完成银本位向金位过度并主宰中国未来道路的历史使命！除了由于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中国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尔以席家为首的大洋办财团在当地势力盘根错节十分强大外，还有就是其核心态度一直对洋买办强硬不起来并有幻想！

这就不得不从双方出身背景进行比较：以‘南方党’为首的先批穿越者外加后来的‘反北派’穿越前都是那种家里富裕的大商人和官宦家庭出身祖上基本都是属于社会中上层有的还是大地主！这样的家族背景下他们除了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丰富的知识外受家里的阶层熏淘下，穿越后除了靠自身的‘穿越先知’快速发家外本身也能比别的社会底层者更方便快捷地融入当时的社会上流（当时民国经济界可是很讲出身门第背景的！不合条件的就是再有钱有本领也受排斥！不信查资料）他们本身坚定地自认为社会精英与原有的权贵保持一定遵崇！一般不愿与原有社会上层发生激烈碰撞冲突！对改革自始至终抱着一种和解加劝说的妥协软弱立场！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阶级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穿越先知又让他们对‘赤党’的民间运动深怀戒心甚至相当敌视！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布尔示威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再加为与国外的合作上不敢发动百姓运动为求“社会稳定”也不愿轻拿民族狂热闹事！又出于自身的‘民主自由派’思想反对以三雄为代表的军人执政式强式集权政府！所以最后的基层影响力上被晚来的北方三雄的‘民族沙文纳粹运动’和赤党的‘布尔示维克’运动远远赶超排缉，甚至还不如守旧派的地方传统势力影响来的大！又因占错队伍错过了上层权利变革的大势一度受到沉重打压，最后落了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两面挨打的尴尬境地！到最后也没能在历史的舞台上一展抱负~~

相反北方三雄及其支持者的‘炎黄兄第会’一派基本穿越前都是出身于社会底层（有的也是出身破落家族心理阴暗）对于原社会上层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出于自身发展考虑对上层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走上这条路的人基本都有赌徒心理必要时连自己的命都可已不要！更不用说对手段的任何拘束，再加上他们比前者的底子薄得多，穿越前后的创业或多或少都受过上层排压！所以从自身的利益发展角度来讲，与前者不同他们的利益追求与原有社会精英不存在利益一致性！相反其发展利益矛盾与原社会中上层矛盾堆积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程度！因此就推动激烈的社会变革来讲有充分的上升动力，阶层的利益取向不同也意味着他们与旧势力的缓和空间比前者小得多几乎不存在多大的妥协退让！而出身底层受尽磨难的阴暗心理更是让他们为追求目标不择手段的同时没有任何道德障碍！不惜发动狂烈的社会变革运动甚至追求其中的动荡的利益！因此有充分的动力和里利益追求~~

再来看看以洞庭山帮席家为首的买办原有社会精英：外国洋行刚进入中国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业环境和政府关系两眼一抹黑，欲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往是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交官府掌握政府资源，也需要广交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中国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中国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中国也会一事无成。而这其扳演呵心角色的就是洞庭席家！

早在1874年，富有‘前瞻眼光’的席家就投身金融界族长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丰银行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难以估算。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