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篇 温峤（2/2）

一、早年抗胡斗争

温峤起家官为都官从事。都官从事是司隶校尉的属官，“主察百官之犯法者”。史载当时“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奏之，京都振肃”。温峤由是知名，而庾敳反而更加器重温峤，认为温峤“森森如千丈松，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庾敳的这个预见是正确的。不久温峤又举秀才，辟东阁祭酒，补上党潞令。

此后温峤一系列升迁差不多都与平北大将军刘琨有关。刘琨赏识温峤除因其道德才能外，可能还与峤系刘琨姨侄这层特殊的姻戚关系有关。温峤从平北参军起随琨府迁大将军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建威将军，“建兴二年，峤为刘琨假守左司马，都督上前锋诸军事”，后又随迁司空右司马，进左长史。这一时期温峤最重要的活动是抗击北方胡族反动统治者的斗争。永嘉丧乱，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等胡族进逼中原，攻城屠邑，残害生灵，广大汉族人民纷纷自卫反抗。刘琨就是当时北方抗胡斗争的一面旗帜。温峤作为其掾属，在讨击刘、石的一系战斗中屡建战功，为琨倚重。“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琨所凭恃焉。”温峤成为北方抗胡前线的名将之一。

二、奉使劝进，建拥立之功

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愍帝被俘，西晋覆亡。次年三月刘琨、段匹石单遣左长史、右司马温峤及散骑常侍、清河太守荣邵等奉表及盟文劝晋王司马睿即帝位。临行前刘琨对温峤说：“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子其行乎？”对温峤寄予厚望。同年六月，温峤等携表至建康，慷慨陈辞，深得司马睿器重，并且“王导、周顗、庾亮等皆爱峤才，争与之交”。温峤从此留在江南，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这一年他才30岁。

元帝即位，以温峤为散骑侍郎，后历王导骠骑长史，迁太子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职如侍中，乃太子身边亲近之官。因其主掌侍从太子左右，献纳得失，备切问近对，故有晋一代“皆以俊茂者为之，或以郡守参选。”温峤深得时为太子的明帝司马绍信任，“及在东宫，深见宠遇”，并与司马绍以及当时侍讲东宫的庾亮结为布衣之交。温峤极尽规谏之职，献《侍臣箴》，劝导太子“不以贤自臧，不以贵为荣”，“屏彼佞谀，纳此亮直”。太子欲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温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又曾谏太子马射，告诫太子勿“纵一日之娱，忘万代之基。”司马绍继位后能有所作为或与温峤早年谏导有关，而温峤后来在明帝朝备受重用更当与这段仕历密切相关。

三、平定王敦之乱

东晋*是在琅玡王氏等大族的扶持下建立的，以琅玡王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握有军政大权，直接威胁着封建皇权。为改变主弱臣强不利局面，元帝有意引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推行“以法御下”政策，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导致与琅玡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元、明两朝握有重兵的王敦先后两度举兵内乱，就是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

永昌元年（322年）一月，王敦以诛刘隗、刁协，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反叛。在这次乱中，温峤一开始似乎并没有看清王敦篡晋的政治野心，他曾对周顗说：“大将军（王敦）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对王敦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当朝廷军队节节败退，太子欲亲自帅兵决战时，温峤极力谏止：“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但是当王敦攻入建康，欲诬以不孝之名废黜太子，动摇晋室根本时，温峤真正看清了王敦的险恶用心，挺身回护太子：“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称为孝矣。”挫败了王敦废立取代的阴谋。

不久，元帝在忧愤中死去，明帝即位。温峤拜为侍中，“机密大谋皆有参综，诏命文翰亦悉豫焉”。又转任中书令。中书令典掌机要，多承宠任，职权更重。温峤在中书令任上可能时间不长就上疏谦辞：“臣才短学浅，文疏不通。中书之职，酬对无方，斟酌轻重，岂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王敦对温峤颇受明帝亲倚甚为忌恨，故请其为己左司马，欲拉拢温峤。温峤在对王敦劣行谏止不果的情况下，“乃缪为勤敬，综其府事，时进密谋以附其欲”，既保护了自己，又取得王敦的信任。值丹阳尹缺，王敦表请温峤为丹阳尹以便在朝廷为己通风报信。温峤设法顺利还都后向明帝尽奏王敦逆谋。太宁二年（324年）六月王敦果然再次举兵作乱。这一次王敦的矛头直指向温峤，并发誓要自拔温峤之舌。与永昌元年不同的是，王敦最后以兵败身亡而告终。

在平叛过程中，温峤功不可没。首先温峤在乱前提醒朝廷预先防备，“又与庾亮共画讨敦之谋”，使讨伐有了充分的准备；其次温峤直接参预指挥讨伐战斗，受命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当王含乱军主力进逼秦淮南岸时，温峤果断决策，“烧朱雀桁以挫其锋”，为等待援军到来争取了时间；再次温峤军纪严明。当他率众击败乱军，命刘遐等追击王含、钱凤时，“刘遐军人颇纵虏掠，峤责之曰：‘天道助顺，故王含剿绝，岂可因乱为乱也！’”对于温峤在平定王敦之乱中作用，《资治通鉴》卷92明帝太宁二年胡注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敦遥制朝权，其所甚害者如郗鉴、温峤，终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纲纪尚能自立也。”

王敦乱平，温峤以功封建宁县开国公，邑一千八百户，赐绢五千四百匹，进号前将军。当时王敦僚属因预乱依制应禁固，温峤则疏请原其佐吏，这无疑有助于乱后政局的稳定。太宁三年闰八月，明帝病重，温峤以丹阳尹身份与司马羡、王导、郗鉴、庾亮、陆晔、卞壸七人共同受遗诏辅佐年幼的成帝。历史再一次把温峤推向东晋政治舞台的前沿。

四、平定苏峻之乱

成帝继位后外戚庾亮执掌朝政，他提倡法治，主张集权，再次激化了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当时庾亮最为疑惧的是据上流有威名的荆州刺史陶侃和握强兵藏匿亡命的历阳内史苏峻。咸和元年八月庾亮派他的“布衣之交”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作为朝廷外援西防陶侃。同时庾亮又不顾众臣强烈反对，强征苏峻回京借以削夺其兵权。苏峻不从，遂联合对庾亮不满的豫州刺史祖约共同起兵。咸和二年（327年）十月，一场新的动乱爆发了。如果说温峤在平定王敦之乱中与诸将平分秋色的话，那么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中温峤则是关键的核心人物。正如本传所说：“时陶侃虽为盟主，而处分规略一出于峤。”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十分公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早预准备，首倡赴难。庾亮下诏征苏峻，温峤在“累书止亮”不听的情况下，“欲帅众下卫建康”，但庾亮却去信阻止说：“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让温峤按兵不动。咸和三年春正月，温峤不顾禁令，移军寻阳，随时准备入救建康。二月，建康失守，庾亮逃奔寻阳。寻阳成为援军讨伐苏峻的大本营。

2、*远瞩，力推盟主。温峤、庾亮讨伐苏峻决心虽然坚决，但以江州之力恐难平乱。故温峤接受了其从弟温充建议，力推位重兵强的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但陶侃却因当初明帝遗诏未受顾命而怀恨在心，故以“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为由推辞。温峤固请之，陶侃才勉强同意，后又中途变卦召还先行出发赴难的军队。温峤再与陶侃书，恳请陶侃“进当为大晋之忠臣”，“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共救社稷之难。于是陶侃、温峤联军同赴京师，“戎卒六万，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温陶联盟使讨伐有了强大的军事保证。

3、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咸和三年五月，陶侃军至寻阳。当时传言陶侃可能要杀庾亮以谢天下，这样势必会影响联军团结。庾亮自己也心怀恐惧。温峤出计让庾亮主动去陶侃处谢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陶侃遂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救难，避免了联军因内部不和导致分裂的危险，为后来诸军同心协力平定叛乱创造了条件。

4、辞严义正，挽劝陶侃。尽管联军人多势众，但因苏峻乱军骁勇善战，以致建康平叛战斗并不顺利。温峤累战不胜，军中乏食，向陶侃借粮。陶侃不肯借粮，并为保存实力竟然提出要撤军西归。平叛伟业有可能因此半途而废。温峤恳辞挽留，并严正指出：“今之事势，义无旋踵，譬如骑虎，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返，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又经诸将劝说，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后峤将毛宝烧苏峻粮地，陶侃才决定留下继续与温峤并肩战斗。

5、创建庙、台，激扬斗志。当联军与苏峻相持不决之际，温峤创建行庙，广设坛场，并“亲读祝文，声气激扬，流涕覆面，三军莫能仰视。”对于鼓舞士气，效死决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苏峻因醉酒坠马被杀，温峤又立行台，布告天下，至者云集，为最后胜利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咸和四年二月，联军攻克石头城，奋威长史滕含（《资治通鉴》卷94成帝咸和四年条记为建威长史滕含部将曹据）抱成帝奔温峤船。历时一年四个月的苏峻之乱终于被平息。

咸和四年三月因平苏峻功，温峤拜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达到了他政治生命的顶峰。当时朝议欲留其辅政，但温峤“以导先帝所任，因辞还藩。”再次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的可贵精神。

咸和四年（329年）夏四月，在江州治所武昌，温峤因拔齿中风而卒，年仅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