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铤而走险 走西口(四)(1/2)
第四节
1963年4月6日的傍晚,我由内蒙回到兰州。这里是我途中经过的大站,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下了火车我只有滞留在车站的售票房里,在此等候购买次日返回西安的车票。
此时,皋兰山脚下的火车站灯光昏暗,冷冷清清,大六门朝西的售票房内旅客寥寥可数。
我孤独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心情苦闷,怅然若失,不知何去何从?为了消磨时间,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翻出了李白的《行路难》(其一):“……欲度黄河冰塞川,将行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
看到此句,我一阵心酸,差点落泪!
突然门口一片喧哗,由外面进来三、四十个与我年龄相仿身着军装,足蹬皮鞋的青年男女。他们簇拥在售票窗口的前面,在等着领队给他们买票,有的抽烟、有的吃糖、还有的在嗑着瓜子,说说笑笑,个个都是春风得意的样子。
他们的光临,顿时使冷清的票房里棚壁生辉,沸腾起来。
从服装和言谈举止上来看,他们可能是某部队的文艺兵,在此乘车到外地执行演出任务的宣传队。
此时我与他们相比,可以说是相形失色,具有天渊之别。
彼此虽然都是同龄人,一个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文艺战士――时代的幸运儿。而我眼下却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几乎要沦落为兰州街头的乞丐。
然而,这是命吗?否。但又是什么呢?!
假如不是天灾**,当年凭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可以考上某所大学的,现在不是正在攻读本科吗?
是我笨?是我蠢?是我没能力考上大学?记得当初上中学的时候,有几个让我看不上眼的笨如“八戒“,但却会耍小聪明,阿谀奉承,批斗起“右派”瞳孔里都会冒出火来的政治积极分子,不是有的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校门吗?
而我在六零年,因穷困和同情“右派”落了个在高中二年级被迫辍学的下场。
――假如,在1959年春季,我被合肥艺校或安徽电影制片厂招去,也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倘若我在初中毕业时,应征入伍到杭州空军某部当兵,我可能现在还在服役……也不至于后来搞得这么的狼狈,说不定比眼前的这些文艺兵们春风得意,还要风光。
然而,历史中没有假设,人生里不存在如果,唯独写下的是既成的事实。
此时,我几乎成为一个流落在兰州街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吉凶难测的流浪汉……
一声哨响,正在谈笑风生的文艺兵们立刻鸦雀无声,排成一队被他们的一个中尉军官,带着进了站,登上一趟特快列车离开兰州。
票房里仅剩下三、五个旅客,一下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我到哪里去?回到西安户口就能落户吗?歌词“祖国处处是我家……”,但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哪里敢收容我?哪里又能是我的家?
我再次陷入到痛苦、惆怅、彷徨、焦虑的思索中……
突然,我想起了初中时期的赵振江同学,他不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报名支援西北建设,来到清海省西宁市机械厂工作的吗?后来在我上高中他返乡探家时我们还见过面。当时他说,刚到青海工作不久,西藏发生了叛乱,厂里动员青年参军,他便报名应征入伍。在西宁换了军装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坐上卡车沿着青藏公路开赴西藏,走了将近半个月才到达拉萨。
此时,**已经逃亡印度,西藏叛乱已经接近尾声,但还是有少数的藏民被叛军头目挟制到大山里负隅顽抗。于是解放军部队卡住要道,封锁山口,展开政治攻势,用喇叭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劝其缴械投降。但对面相距几百米的山坡上却响起了“?……?”的枪声。
一天中午,连里伙房改善生活,吃红烧肉大米饭,饭后他却喝了一些凉水。下午轮班值勤,进入战壕不到半个小时,他的肚子就疼了起来急于大便。班长命他到战壕后面去拉屎,以免臭人。
他爬上沟顶,屁股刚撅到外边屎还没拉完,就听到一声枪响,他应声便滚了下来,双手捂着屁股,鲜血直流,疼得他直叫唤。
卫生员马上对他进行了包扎,转送到后勤医院取出子弹,疗养了三个多月伤才痊愈。此时,叛乱已被平息,他作为一名“荣誉军人”提前转业,又回到西宁机械厂工作。
在他探家时,又曾对我讲过:“他娘的!叛匪的叉子枪打得准的很。”说着他解开裤子,还让我看他的屁股上留下一个枣大的猩红伤疤。此疤也成了他平定叛匪,光荣负伤的印证。
“对就到他那去,青海高原地势较高,人烟稀少好找工作。”我自言自语地说着。我改变了返回西安的打算,如果到西宁能找到工作我还回西安干什么?于是我用了两、三块钱买了一张去西宁的车票,在当天夜晚由兰州便去了西宁。
火车由兰州站开出,向西行驶经河口南,沿湟水过民和、乐都、平安等地县,全程不超过三、四百公里,赶到天亮便来到了西宁。
西宁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城市。东关有著名的清真寺,建于明代。塔尔寺距城15公里,为我国著名的喇嘛寺院,是喇嘛教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大经堂是寺内最大建筑,为藏式平顶,平顶上有镀金铜瓦、金顶、法轮等。酥油花、堆绣和壁画被称为塔尔寺“三绝”,吸引了无数人前来观赏。
“没吃少穿受饥寒,有钱无事爱游玩”,当时我一个急于寻找工作,解决吃饭问题的流浪者,哪有这些闲情逸致,也没钱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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